思緒隨風

最近在上Negotiation（谈判）的课程，教材之一是哈佛出的Getting To Yes，据说这本书是有关谈判方面的经典著作。这本书的内容其实并没有很多谈判技巧，但我觉得它所提供的"思维框架"比较有意思，可以应用到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

Getting To Yes的主要思维框架：1）把问题和人分开；2）关注利益（interest），而不是立场（position）；3）寻找能满足双方利益的他选方案；4）利用客观标准。我们来看看如何应用这些原则避免老公老婆之间的争吵。

虚拟案例：老公常常很晚回家，号称加班所致。老婆心里早已不高兴，但既然老公说是工作，也不好多说什么。这一天，老公又是将近10点才到家，而且，忘记了买老婆关照他买的一样东西。

老婆憋了很久的火气终于找到导火线：“有没有搞错？就知道加班，你心里到底还有没有这个家？难得叫你做一点点小事，也会忘记，你一天到晚到底在想什么、做什么？！”刚到家就被老婆莫名其妙数落一顿，老公自然也没好气：“不就是忘记买东西嘛，啰哩啰嗦这么一大堆，有毛病啊！”“你才有毛病！”“……”一场战争在所难免。

老婆和老公都没有把问题和人分开，或者说，都没有去想问题到底在哪里。把问题和人分开的意思是：就事论事，不要牵扯情绪或者其他事情。这场战争的根本问题其实并不是忘记买的东西，而是老公常常晚归。老婆指责老公“你心里到底还有没有这个家”、“你一天到晚到底在想什么、做什么”以及老公说老婆“啰哩啰嗦”、“有毛病”就是典型的牵扯情绪和其他事情，通常我们在吵架时可能会觉得这是攻击对方的有利武器，事实上不仅对解决问题毫无帮助，而且会加深矛盾，引起对方的抵触情绪。很可能吵了半天，老公还是没弄清楚问题究竟在哪里。

然后，老婆发出最后通牒：“你以后每天必须在八点以前到家，否则，我就回娘家去！”老公当然不买账：“八点钟？有没有搞错！我不上班了，就在家里呆着吧！公司里事情很多的，至少也要九点以后！”

老婆的开价八点钟和老公的还价九点就是这本书里所说的“立场”，也就是双方的开价。价格是最难谈判的东西，所以尽量避免纠缠于立场，而更多关注“利益”（也就是立场背后的动机）。无论老婆的开价八点钟还是老公的还价九点钟其实都没有很大意义，八点零一分、八点零二分、零三分……八点十五分到家，和八点到家究竟有多大差别？八点四十五分、八点四十六分……八点五十九分到家，和九点又有什么质的区别？

老婆为什么要求老公八点以前必须回家？背后的动机：希望老公下班后能早点回家，一起吃晚饭、一起看看电视说说话——女人的要求其实并不太高。老公为什么坚持九点以后回家？背后的原因：希望不加班的时候有时间和兄弟们吃个饭喝个酒，或者玩几把网络游戏——说起来也不算太过分。

关注利益（也就是弄清楚对方想要的到底的是什么），才有可能找到满足双方利益的他选解决方案。

他选方案1）老公可以试着把老婆也培养成网络游戏粉丝，这样就可以两个人一起玩，既满足了老婆希望和老公在一起的心愿，也让老公过了游戏瘾。

他选方案2）老婆如果做得一手好菜又喜欢招待客人，老公可以请兄弟们到家里吃饭喝酒，老婆得以展示厨艺，老公又在兄弟面前挣得面子，一举多得。

他选方案3）老公和兄弟们在外吃饭或者在公司玩游戏而晚回家，可以在周末花半天时间和老婆一起做家务或者陪老婆逛街作为补偿，有所得有所失，这样的方案也不失公平。

他选方案4）约定每周的某一天是双方的“恢复单身日”，老公尽可以玩游戏、找兄弟们喝酒或者其他消遣，老婆同样可以约闺蜜吃饭、逛街或者做美容；同时约定周末有半天或一天是“二人时段”，老公老婆一起度过，做家务也好，看电影也好，逛街也好。

……

总之，对对方利益了解得越清楚，越容易找到他选方案，而不用再纠缠于老公到底是八点还是九点回家。

下午赶到日内瓦，第一目标是联合国的欧洲总部，又称"万国宫"。这个地方不太陌生吧，电视里常常会看到的：

万国宫最大的会议大厅：

万国宫的许多装饰物，包括大理石地板和墙壁等，都是各国捐赠的礼物，每一样都价值连城啊。美丽巨大的后花园，可惜不对外开放：

据导游说，这是联合国最高首脑们开会的房间，也不开放，只能透过门上的玻璃拍张照：

联合国是非盈利机构，一般来说，非盈利机构总是盈利性最好的，比如IMD，像联合国这样的机构更是如此了。在联合国工作肯定最没有压力，CFO说，他们不需要为老板赚钱，而且薪水一定很高。我们问导游，联合国欧洲总部招聘人员有些什么要求，导游笑着说，会讲英语和法语就行！CFO和我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回去第一件事，学习法语。（出去见见世面就是好，去年某个时候我的理想曾经是：在杭州生活，在淘宝工作，而现在我的理想已经是：在瑞士生活，在联合国工作！）

国际红十字会总部座落在万国宫对面，但我们从万国宫出来时，已过了红十字会的对外开会时间。CFO拿着地图带路回到日内瓦市中心，寻找其他景点，一度迷失方向。（哎，没办法，CFO一般不用把握大方向，方向感多半差那么一点点，以后出门还要带上个CEO才好）

日内瓦闻名全球的花钟，比我想象的小得多，也远不如想象的漂亮（我肯定在中国某个地方见过比它大许多也漂亮许多的花钟）

日内瓦的大喷泉，据说有140米高：

"哪里有彩虹告诉我"——Jay，这里有啊：

第二天是我的lonely planet旅行，目的地是因特拉肯（Interlaken）。因特拉肯离洛桑比较远，用regional pass买了半价来回票（51瑞士法郎），从洛桑出发要途经三四个站，很想每到一站都能下车去逛逛，逛完继续乘车前行，因为觉得瑞士的每个地方、哪怕是一些小镇，都很有韵味，但时间不允许，只能挑了在弗里堡（Fribourge）和图恩（Thun）两个地方逗留。

弗里堡的这个教堂建于13世纪，现在正在维修之中：

弗里堡的"吴江路"：

尽管知道瑞士处处美景，图恩的美丽还是出乎我的意料，尤其是穿城而过的图恩湖，湖水湛蓝，蓝得让人忍不住疑心它是否天然而成。沿湖两边有许多的露天咖啡座，人们悠闲地享受着阳光和湖景：

图恩古城堡建于12世纪，是图恩的象征：

从城堡顶层俯视图恩：

下午三点半左右到达因特拉肯，从火车站走出来就能看到图肯湖。因特拉肯位于图恩湖和布里恩茨湖之间，因特拉肯的意思就是"两湖之间"。沿着湖边漫步了大约一小时，阳光下湛蓝的湖水、湖边葱郁的树木、茵茵的草地，还有岸边人家，这不是我梦中的仙境么？

回到火车站附近时，恰好有一班游船到港，是开往图恩的，十分钟后开船。立刻跑到售票窗口去买票，卖票人问我有没有任何pass，把我的regional pass和来回车票给他看，他告诉我regional pass也可以对折买船票，而且，由于我已买了回程火车票，我只要补上船票与火车票的差价就行了。付了九块钱差价，深感瑞士交通运输体系的完善，难怪瑞士国民经济70%的贡献来自服务业。若是在中国，卖船票的一定跟你说，火车和我们不搭界的！

船游图恩湖

在去日内瓦的途中，曾和那位CFO谈论上帝为何对瑞士格外眷顾。你看，如此美丽的国土、如此富裕的国家（瑞士人均GDP6.3万美元，美国为4.7万美元，中国为2700美元）、不受战火侵扰、货币稳定（在股市低迷的现在，有闲钱的朋友可以考虑投资瑞士法郎呵）、国民过着悠闲的生活（周末很多商店都不营业，人们去湖边或者山上度假，这才是真正的过周末啊）......CFO最后得出一个非常中国的结论：祖上积德。

不无道理。知道瑞士经济的第二大支柱是什么吗？制造业！机械、化工、制药、纺织等，占国民经济的29%。中国人或许难以想象，制造业同样是国民经济重要支柱的瑞士竟可以如此洁净、无污染和发达。我们今天全力打造世界工厂时有没有为我们的子孙后代想过，我们要留一个怎样的中国给他们？我们要不要给自己也留一个"祖上积德"的美名？

（更多照片请访问http://picasaweb.google.com/lilyzhl）

OWP课程期间，每天最惬意的事莫过于上完一天课后到学院对面的日内瓦湖边散步：

OWP课程有几个特别节目，一个是IMD教授与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对话：

第二个节目是在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的晚宴，因为有事，我错过了这个晚宴。另一个好玩的节目是船游日内瓦湖。Lada是巴黎一家制药公司的HR Director：

傍晚时分的日内瓦湖上，帆船点点，两岸是层层葡萄园梯田，点缀着红瓦白墙的房屋：

OWP结束后，我有两三天时间休息和游玩。在上课期间，认识了一家美国在线票务公司驻中国的CFO，上海人，当时问起回程时间，发现是同一天返回，于是讨论起旅行的安排。他是第一次去瑞士，我建议他各花一天时间去少女峰和卢塞恩，但这两个地方都离洛桑比较远，CFO觉得当天来回可能有点赶。最终，他选择去马特洪峰和日内瓦。日内瓦也在我的计划之中，于是有一天与这位CFO同行去日内瓦。

约定了在火车站碰头，CFO带来一个消息，有一种两天有效的regional pass，94瑞士法郎一张，有了这个pass，在某一区域内乘坐火车全部免费，在范围更大一些的区域内乘坐火车享受对折优惠。我要去的地方有些可以免费，有的可以半价，一下子算不过来要不要买这个pass。CFO到底是CFO，一下子就算出来买这个pass我可以省多少钱。后来到了那些地方又发现，有了这个pass，连公交车票都可以全免。（哈，看来出门带个把CFO还是蛮好的）

我们的第一站是沃维（Veyvey），雀巢公司总部所在地：

我们到达雀巢巨大的办公大楼门前时是九点三刻，根据旅游手册的介绍，向公众开放的雀巢博物馆十点开门。我们绕着大楼转了一圈，回到大门那里差不多正好十点。但通过门禁电话与雀巢工作人员通话才得知，雀巢博物馆并不在这座大楼内，需要沿着湖边走二十分钟才能到（这一点旅游手册上可没说明）。

沃维也是日内瓦湖边的小镇，沿着湖边散步，美景令人陶醉：

这个大叉子是雀巢博物馆的标记：

雀巢博物馆所在地是原雀巢公司总部，后公司规模扩大迁入了新办公楼，在这里建起了这个以“食”为主题的博物馆：

馆内分食物、炊具、雀巢历史等几大部分：

中午，CFO请我吃了顿麦当劳，我向来不喜欢汉堡，挑了以鸡肉为主的一个欢乐套餐。选择在瑞士吃麦当劳，最主要的原因是这家店的位置非常好，就在湖边，有许多露天的座位，可以边吃边欣赏湖景：

在这家麦当劳用餐的另一大乐趣来自一群小麻雀和鸽子。这些小家伙丝毫不把人类放在眼里，在你用餐时，它们就在你身旁的椅子甚至你的餐桌上走动，并且一点也不客气地从你手中抢走薯条之类。别看鸽子块头比麻雀大几圈，在抢食方面远不是麻雀的对手，即使是鸽子已经叼在口中的食物也会活生生被小麻雀夺走。CFO不停感叹，这些大块头怎么一点竞争优势都没有......

再次去我们学院在洛桑的校园，是为了参加一年一度的OWP课程。这个课程是IMD的王牌课程，每年都会吸引数百乃至上千名来自全球企业的C什么O参加。今年的学员有500多人，学费为1.5万瑞士法郎（约合10万元人民币），为期六天。

IMD所有的教授都会在OWP授课，每天从早到晚分四个时间段（8:30-9:30、10:00-12:30、14:00-16:30、18:30-19:30），在不同的教室有不同的教授讲授不同主题的课程，学员可以根据自己最感兴趣的主题自由选择听课。

所有课程分为若干个session，其中一个session的主题是新兴市场（emerging markets），主要是关于中国和印度，几位授课教授均把两个国家称为re-emerging markets，因为两国在历史上都曾经是经济大国。我听过许多session的课，发现这个session的听课者人数特别多。有些session在小教室上，不过二、三十个人，而这个session在最大的教室上，七、八十个座位总是座无虚席。

我的两位老板（也就是两位教授）授课所讲的案例对那些西方学员来说都还是颇具震撼力的——不仅是案例本身，两位教授讲授案例的方式更是加深了这种震撼。一位教授讲的是我写的淘宝案例，在简单介绍eBay进入中国市场前在全球获得的成功后，教授让学员们回答eBay在进入中国时所具备的优势，并在黑板上写下来。eBay吸取了之前在日本的教训，收购了当时已占有中国90%以上市场份额的易趣。教授指着黑板上列出的一大堆eBay的优势，加上几乎是垄断的市场地位，提出问题：如果你是阿里巴巴、你是马云，你如何从零开始，与这样一个国际巨头竞争？学员位分组讨论之后，各小组演示讲解了各自的答案。然后，教授开始讲授淘宝是怎样做的，从迎合中国用户的战略到极具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感觉那些老外听得一愣一愣的。

另一位教授用了格兰氏、中集、阿里巴巴和珠江钢琴四个mini案例从战略的角度讲授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成功。例如，格兰氏与200多家跨国企业建立了战略联盟，使其作为OEM的客户风险降到最低。在惠州这样的地方运营，如何吸引人才？格兰氏采用的是与二线大学学生会合作，招募二线大学的一流毕业生。又如，中集避开由日本企业控制的主流技术，收购与之竞争的德国公司，并由此建立起新的行业技术标准。这四家公司属于不同的行业，又在各自行业内占据了全球第一的位置，让不少老外感觉到中国企业有的不只是廉价劳动力。

新兴市场session的最后一堂课是自由问答，教授特意邀请了Joseph担任嘉宾。Joseph是瑞士人，在雀巢中国工作了近二十年，2006年退休时是雀巢大中华区CEO，他退休后担任IMD的特别顾问。我们一直都开玩笑说，Joseph比我们任何人都更爱中国、更爱共产党。我暗暗佩服教授的用心，让Joseph来回答那些老外的问题，比任何一位中国教授更具说服力：

问题1：如何应对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
Joseph：加快创新和创意的速度......不只是中国人喜欢COPY，我见过不少外国人，到了中国就打听，什么地方买得到仿冒产品......
教授在此讲了一个笑话：两位CEO在一个聚会上碰面，CEO A是一家跨国公司的，CEO B是一家中国企业的，CEO A气愤地质问CEO B：“你们为什么总是仿冒我们的产品？”CEO B答道：“你们应该觉得荣幸，我们从来都只仿冒No 1的！”

问题2：中国的污染问题？
Joseph：发达国家把许多工业转移去了中国，中国被发达国家开发和利用得太多了，而现在发达国家却来批评中国的污染问题......我记得很清楚，十多年以前，日内瓦湖还是非常脏的，我们也是花了十几年时间使它变清澈的......中国在消除污染方面比许多国家的速度都要快......

问题3：中国中产阶级和贫穷人口的比例？
Joseph：中国的百万富翁人数已超过50万，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通过非常努力地工作成为富翁的，当然，中国的机会也非常多......1979年时，中国的城镇人口比例仅为20%左右，目前已接近50%。贫穷人口会居住在城市吗？不会。我在中国的十几年，亲眼目睹了几亿人口走出了贫穷，这是任何其他国家都不曾有过的......

Joseph最后的总结：在中国，同时存在着更资本主义和更社会主义的因素，非常独特.....中国应该获得更多来自发达国家的尊敬......中国有污染问题吗，有贫穷问题和其他问题吗？有！我们能给予帮助吗？能！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吗？当然，我们必须做些什么来帮助中国！......

端午节期间，一同办公的照明设计公司全体去广州参观一个展会，并顺便在广州进行teambuilding活动。我应邀参加了teambuilding活动，包括黄腾峡漂流以及享受清远的温泉。黄腾峡离广州市区两小时左右的车程，是清远投资三个多亿打造的，全程四公里，有130多处落差，最高落差12米。

穿上救生衣，戴上安全帽（建筑工人戴的那种），人手一件武器——塑料水瓢，两人一艘皮伐，我们开始了近两小时的漂流。刚出发就遭遇第一个落差，还没做好心理准备，皮伐已飞了起来，然后重重地落下，惊吓之余，整个人被完全淋湿，眼睛和鼻子里进了水，皮伐里进了水。然后，在一片水面平坦之处，Cassie和我的皮伐在原地打起了转，用尽了力气也无法前行，只好向岸边的工作人员求救。

工作人员用长竿拉动我们的皮伐，皮伐很快到了第二个落差边缘。有了刚才的经验，我赶紧闭上眼睛，屏住呼吸。幸好这个落差不算大，但落下去后我们的皮伐里满是水，水浸没到腰部，整个人是坐在水里的。我们两个拼命用水瓢往外舀水，但根本无济于事。

又漂了一段，发现我们老是在原地打转，老是需要工作人员的帮助，而且打水仗也远不是其他人的对手。看到Alan和ZQ的皮伐，Cassie就和ZQ换了一下。果然，有男生作伴就是不同，ZQ力气很大，一个人就能轻松地划着皮伐快速前行。天气并不炎热，浑身湿透地坐在一皮伐水里，觉得有点冷，只想快点漂到终点，却不好意思妨碍ZQ玩打水仗。ZQ似乎很明白我的想法，并不恋战。我们一路躲过水弹，不断前行。

而Alan和Cassie也算是绝配搭档——都极喜欢打水仗，都极富进攻性，但Cassie更具“灵活性”。遇到弱的对手时，Cassie会和Alan一同发起猛烈进攻，但如果对手更强，Cassie马上举手投降，大叫“Alan和我不是一伙的！”

黄腾峡两岸的山林清秀明媚，水也非常清澈，却无法尽情享受这美景，因为要应对一个接一个的落差。在落差有十来米左右的地方，皮伐就像一片树叶，随一泻而下的瀑布掉落进下面的急流里，然后又随着急流冲向下一个旋涡，被急流和旋涡不断地拉扯，抛向空中，抛进水里，似乎没完没了。好多次，紧闭双眼的我感觉自己要被急流推出皮伐外，无助中只能更紧地抓住扶手，连尖叫的力气都没有。而突然间，皮伐像是掉进了一条安静的小河，一下子平静下来。动与静，就这样在瞬间切换，没有任何过度，只觉得人的力量在此过程中是如此的微不足道。睁开眼，原来已到了水面平坦之处，又要开始躲避满天横飞的水弹。在躲闪和回击中，皮伐又漂到了下一个落差处。

当我们终于到达终点时，我已冷得有点发抖。在我们之前到达的是小G和茜茜，小G说，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这个漂流。我们说，是“爽”吧。“不，是‘靠’！”小G答。

可能，很多的事就像是漂流， 我们无法掌握，连大方向也无法控制，但只要有一双可以紧紧抓住的手，就一定能度过难关。

yueyan的英语小作文"My Mother"是这样写的：This is my mother. She is tall and thin. She can read. But she can't cook...

多言简意赅："She is tall and thin"高度概括我的外形，"She can read"和"But she can't cook"以寥寥数字总结出我的价值所在。古人所谓“琴棋书画诗酒花”VS“柴米油盐酱醋茶”，总结起来不外乎也就是能不能read、会不会cook这点事。谁说小孩子不懂得大人的事，小孩子只不过是眼见为实，并且以简单归纳大人的复杂。

天天晚上陪读、有时也翻翻大部头书以应付一堆考试的妈咪当然can read，可惜我每天写那么多字yueyan没看到，否则，她至少会加一句   "She can write"。家里请了钟点工，主要负责做饭和打扫清洁，从未见过妈妈在厨房里忙碌，自然要说she can't cook了。后面这一点推理其实我已经领教过：有一次周末，只yueyan和我在家，问她午饭想吃什么，回答说要吃方便面。我说，你等一会儿，我去给你下。“你会吗？”她看着我，很认真地问。

yueyan的疑问还是很让我的自尊心受了一下打击——煮方便面而已，能有多难。想当初出嫁前的一年时间，家里的饭菜可全都是我做的。当然，那时候yueyan还不知是什么原子、分子，在哪儿飘着呢。盘算着哪天定要到厨房露一手，下次yueyan就会写"She can cook, too"了。

在这次申请美国B1/B2签证前，我申请过意大利、新加坡和两次瑞士签证。相比之下，申请美国签证要麻烦许多：

首先要电话预约面签时间，不要简单理解为随便打个电话就行，你需要去中信银行购买专门的电话卡！一个预约电话肯定用不完卡里的钱，如果你会在12个月内再申请几次美国签证，这笔钱一定不会浪费掉。签证照片要求是2×2英寸的正方形，所有其他证件照全都不符合要求，去出入境管理处拍摄，6张50元，但签证只需要一张。同样，如果你近一两年内多次申请美国签证，那5张照片肯定也不会浪费。美领馆与中信银行关系很不一般，签证费需要事先去中信银行付。若大的浦东只有两家中信银行网点，在张杨路的那家排了一个上午的队，终于拿到了作为申请资料必不可少的签证费已付收据。（顺便提一下，签证费为930元，几乎为瑞士签证费的3倍。）有张申请表格需要填写中文姓名等，还需要填写姓名的电码，相信不少人都不知道去哪里查询这个什么电码。进入美领馆签证需要安检，甚至要脱鞋。签证过程中还要留十个手指的指纹，看美国电影里罪犯入狱前才要留指纹，对我等中国良民来说这很有点不习惯。据说绝大多数去美领馆面签的人等待时间都在三小时左右，而且，由于签证人数众多，这三小时基本上都是站着度过的。我去签证前，有好几位过来人严肃告诫我，千万不要穿高跟鞋。我似乎运气特别好，前后只等了一个多小时。

去签证面试之前，心里正嘀咕着去趟美国怎么如此麻烦，恰好Business Law课程的教授在课上提到了签证问题。这位老美律师说，美国相关法律中有这样一条条款：假设每个申请美国非移民签证的人有移民倾向，而签证就是要你举证你没有移民倾向。听起来很像是有罪假设，面签是给你一个机会证明你的清白。靠！（抱歉，本人一向不说粗口，这次实在忍不住）这世界上怎么有如此自恋的国家......

那天吃晚饭时，yueyan说要为抗震救灾捐钱，还说和几个小伙伴商量了每人捐20块。饭后，她从小兔子储钱罐里倒出了一堆硬币，有一元的，也有几个五角的。yueyan还没有零用钱，小兔子里的硬币是她寒暑假背书或者帮助做家务挣的。第二天晚上，yueyan告诉我，她把我们放在她书包里的两块钱“紧急备用金”也捐了，因为她们班有同学捐了300多块钱，她们的班长每个月有100块零用钱，就把这个月的100块捐出来了。我跟yueyan说，我相信，如果你有零用钱，你也会都捐出来的。不管捐得多还是少，只要你有帮助灾区小朋友的心意，并且尽了力就好。

周五晚上，yueyan早早地做完功课，开始折纸鹤和幸运星。她说她们班的同学们要折1000只纸鹤和1000只幸运星，用来为灾区小朋友祈祷。“同学说折满1000只纸鹤和1000只幸运星，许的愿就能实现。”yueyan说。嗯，是的，我说，我来帮你一起折吧。

周末，yueyan和我折了很多纸鹤，尽管yueyan折得很慢，我折三只的时间yueyan可以折好一只。然后，yueyan在纸鹤的翅膀上写了许多祈祷和心愿：希望灾区小朋友找到爸爸妈妈、祝愿灾区小朋友快快恢复健康、希望灾区小朋友早点回到课堂......

其中两条是小孩子的大心愿：

“希望全世界的人民能献爱心帮助灾区人民”

“希望中国以后没有灾难”

4月，我的东家敲定了一笔大买卖，给一家大国企做定制课程，6天，300多万。

钱真好赚，你肯定会说。钱不好赚的，尤其对偶们小土豆。十多个案例（每个案例英文版就有十几二十页）和数不清的PPT英译中，虽然有人翻译，但proof-reading一点也不轻松，外加写一个关于这家国企的案例，作为几位教授的备课资料，所有这些都需要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完成。

一直都以为脑子越用越好用的，这一个月下来，才发现脑子原来也会加速折旧（还是三、四倍的加速）。写blog对我向来都是小菜一碟，现在却变成看到写字就怕怕。而且反应迟钝，人家“划灵子”过来也接不住，难道老年痴呆提前了？？

郁闷后，决定找点乐子给大脑补一补。在地铁站买了《上海一周》和《外潍画报》，却发现前者除了一大堆软广告，就是些远不够八卦的八卦，而后者，是娱乐小报吗，怎么看都更像正儿八经的商业报纸。连找乐子都不会了，更加郁闷。

我的大脑加速折旧的这一个月，窗外正是桃红柳绿。东家的300万就这样毁掉了我的人间四月天。

这个标题来自美剧Cashmere Mafia，cashmere即羊绒，mafia意为黑手党，穿羊绒衣的黑手党，活脱脱职场女强人形象跃然眼前。该剧被译为《女人帮》，非常中国的译名，会让人想到丐帮，大佬之霸气有余但OL之优雅不足。

纯羊绒女人太柔弱，于己易受伤害，于人易成负担，而十足的女强人太强悍，于己易劳心伤神，于人易成为压力。世间万千女人，不过是在羊绒和黑手党之间定位自己的均衡点。假设羊绒向左，黑手党向右，《女人帮》中四个女人的位置显著靠右——从化妆品公司Senior VP到连锁酒店COO，从投行Managing Director到媒体集团出版人，她们的title决定了显著靠右，或者，因为显著靠右才让她们拥有这样的title。

华裔女星刘玉玲饰演的Mia在故事开篇就面临一道选择题。一分钟前她的无名指刚刚套上订婚戒指，下一刻就被老板告知：公司将从她和未婚夫Jack之间挑选一个升职为出版人，另一个则不得不走人，以当季的广告业绩为甄选标准。在这样的选择题面前，大多数女人可能至少会犹豫一番。有人可能会选择退出竞争，把职位让给未婚夫，她们的理由：升职机会总还会有，但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也有些女人会把竞争进行到底，她们也自有一套理论：这个世界谁都靠不住，只有靠自己。而Mia甚至都没有犹豫一下，貌似也不曾设想过假如她获胜，Jack会有怎样的反应。两人为争夺大客户明争暗斗，最终Mia胜出，得到出版人职位，但付出的代价是婚约取消。

Jack承受不了自己的失败离开Mia，离开公司前他以一幅封面设计讽刺Mia——在女人的餐盘中盛着的是一个男人。Mia启用了Jack的封面，但在开卷语处写了一封来自出版人的信：“你知道这个年代女人早餐想吃什么吗？也许是燕麦片，或者熏肉和鸡蛋，如果她需要补充蛋白质的话，另外，一定要有咖啡。但放松一点，没要你做早餐，所以，别在职业女性面前表现出懦弱。该是时间接受这一事实了：女人可能不只是你的工作伙伴，她也可以是你的老板。做好准备，在这个真实而理性的世界里做一个真正的男人。当然，更多职业女性意味着更多竞争，但别感到威胁，而应感到激励。让我们逼出彼此最好的一面，无论输赢，只要你是好运动员，大家都可以是赢家。”

Mia为与Jack争夺大客户时使出各种手腕，让人觉得这个女人未免太过aggressive；Jack无法接受败给未婚妻同时丢掉饭碗的现实也情有可原，男人和女人是完全不同的动物，对他们来说面子/自尊大过天。但Jack留下的封面设计泄露了他的小家子气，而Mia的回应倒是很有几分大佬的气度。

后来，Jack觅到新职，成为另一家媒体的出版人，他回来找Mia复合。但当Mia得知，Jack要求破镜重圆并不是因为彼此的感情，而是他认为今时今日自己又有资格和她在一起，Mia拒绝了Jack。或许，显著靠右的羊绒黑手党注定了难与大男人为伍，可是，羊绒黑手党与“小男人”同行的概率又有多大？

Mia的故事让我想起前一阵读的一本小说——阿耐的《回家》，书中女主人公苏明玉出身在普通工人家庭，父母重男轻女，供她的两个哥哥读最好的大学，却只让她上本地大学，而且从她念大学起，父母就没有给过她一分钱。为了攒钱给儿子结婚，父母甚至把两室换成了一室，不给明玉留一席之地。这个在重男轻女阴影里成长起来的女子收拾起所有柔情，成为叱咤商界的女强人——连骨肉亲情都可以淡薄至此，世间还有一个情字吗？

据说《回家》被评为2007最女人的小说，我倒觉得，“最女人”理解为“最女权”更恰当一些。小说中的女性人物，除了明玉，苏家的两个儿媳妇都是懂事、善解人意的白领丽人，而所有男性人物，从窝囊猥琐的苏父到迂腐、只知道愚孝充大哥而不懂量力而行的苏家长子明哲，到一直在父母宠爱呵护之下长大、没有责任心、自私幼稚的苏家二儿子明成......每个男人身上都有着各种各样的缺陷。

相比《女人帮》的编剧，阿耐更理想化，她给明玉安排了一个圆满结局，让她嫁给了以烹饪美食为生的石天冬。这个阳光男孩不在意明玉的高高在上，不介意做美食去讨好她，在她允许他靠近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甚至都不敢亲一下她，他一心用自己的真情融化明玉的冷漠......但是，即使这个人物也有一个致命弱点：在智力、在处事为人方面，明玉对他始终是俯视的姿态。这样的男人，真的会爱上羊绒黑手党？

早答应了yueyan周末要带她去世纪公园骑三人自行车，到了周末，河马却要加班。只好大包大揽地对yueyan说，小case，妈妈带你去。

其实，我连一人自行车都不会骑，自然没法和yueyan骑双人的。好在公园有那种被我称作“收割机”的四轮脚踏车，双人自行车座位一前一后，这种四轮车的两个骑车座位是并排的，两个位子中间还可以挤一个人，不存在平衡问题，但因为车身庞大，上方还有个顶棚，骑起来很有些费劲。

刚刚上路时yueyan还很兴奋，拼命用力地踩，但渐渐发现，一辆辆自行车和“收割机”从我们旁边超越过去，我们似乎是骑得最慢的。yueyan开始有点沮丧。以前骑三人自行车，yueyan总是不停催促爸爸快点快点，当我们一路超越许多辆自行车和“收割机”，yueyan会开心得咯咯咯笑个不停，还会回头朝被超越者扮鬼脸。

看到前方有三个老外骑着和我们一样的“收割机”，慢慢悠悠地踩着，我对yueyan说，我们加把劲，超过他们。我们超过去后，yueya就向他们做鬼脸，结果，三个老外开始加速前行，也回头向我们扮鬼脸，然后一溜烟地就骑得不见了踪影。

我跟yueyan说，我们骑三人自行车是兔子一号，骑这个车是蜗牛一号，我们慢慢骑，可以看看风景吃吃零食，还可以停下来拍照片。后来，yueyan发现居然还有比我们更慢的，是一位妈妈带着个小男孩，yueyan得意地把他们叫做蜗牛二号。到底小孩子，玩都不甘心输。

骑完车，yueyan又要划船玩。挑了最省力的电动船，只有进和退两档以及方向盘把握方向，其他一切不用操心。yueyan自高奋勇要当小船长，但刚刚开出不到五分钟，我们的船就冲出了浮漂警戒线，冲向岸边，然后搁浅在岸边。只好拨打船上贴的救援电话，十来分钟后，一位工作人员开着快艇来“营救”我们，他数落我们一顿之后用快艇把我们的船拉回到河中间。

和yueyan讨论刚才为什么会冲出去，得到结论：改变方向要提前转动方向盘，否则就会像刚才那样，发现要冲出去时再转动方向盘就来不及了。小船长很快掌握要领，我们的船一路顺风地行驶。一路发现好几辆船搁浅，有些正被“营救”，有些正在等待“救援”，yueyan心安理得的样子说，原来不是只有我们会搁浅呀。

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有一点点风吹在脸上挺舒服的，两岸的柳树黄绿未匀，迎春花、桃花和白玉兰已开得很热闹，在一处地方，甚至有一片黄灿灿的油菜花。yueyan一路欢笑。此情此景，千金不换。

从公园出来，在门口给yueyan买了巨大的粉色棉花糖。yueyan边走边吃边说，今天玩得很开心。我跟她说，我也很开心。真的，和小孩子一起永远是最放松、最开心的时光。

在La Roche离开中金后，中金的管理成了一个没有信息流动的黑洞。朱云来有时直到晚上10点才在公司出现，穿着皱巴巴的运动衫，胡子拉碴。他没什么朋友，长期住在酒店里。他烟瘾很重，形容憔悴，有一段时间住在医院里，在病床上管理中金。对于数字，朱云来有一种会计师般的迷恋，这使得中金的分析师和银行家们痛苦不已。他们常常不得不建许许多多模型、输入许许多多数据，尽管他们深知那些国有企业的数据基本上毫无意义。中金的员工相信，朱云来对于细枝末节的沉迷是用来掩饰他缺乏投行经验的一种方式。

朱云来一个人做决定，很少从旁人那里听取反馈和意见。他继承了他父亲的那种固执的自信，不同意他意义的就得走人。需要朱云来决策的事堆成了堆，因为很难找到他。但他工作也非常努力，他使中金能与管理较为完善的国企旗鼓相当。中金将自身定位为保护中国公司免受外资投行巨鳄伤害的可信赖的伙伴，朱云来也将中金的使命定为重新架构中国的国有行业。

2002年，摩根士丹利甘败下风，将控制权完全交给了中方。中金成为摩根士丹利的一个"组合投资"，摩根士丹利每年从中金获得股息，当然，如果将来中金上市，摩根士丹利也可能收获大笔资本收益。一位摩根士丹利高管如是说："我们向他们的愿景妥协。"因为妥协，摩根士丹利成为中金大部分获利丰厚的中国企业上市交易的协力承销商。

解读

我们目睹了华尔街贵族与中国上流社会之间一桩门当户对的婚姻逐步演变为问题多多、最具争议的合资企业之一，同时，因为其垄断地位，从经济方面看它又是最成功的企业之一。

中金的问题根源于文化的冲突。双方互不理解，也未努力去解决问题。如果Austin Koenen还活着，情形也许会完全不同，但中金的故事在中外合资企业中太为普遍了。（译注：仅仅是中外合资企业吗，恐怕任何跨国合资企业都或多或少发生着类似中金的故事。）

从第一天起，中金合资双方的愿景是如此的不同：瓦斯渥特看到是摩根士丹利在繁荣的中国经济中占据有利地形，交易和利润源源不断。他坚信，中金极有可能成为摩根士丹利的一个子公司；而王岐山梦想的是把中金建为全球化的中国投行，能与包括摩根士丹利在内的一流对手竞争。巨大的愿景差异是中外合资企业（译注：也是任何跨国合资企业）的通病，用一个中国的成语来形容就是：同床异梦。

正如这个故事所展示的，合资企业的合作伙伴——尤其当中方伙伴是国有企业时——常常被内部政治斗争弄得得精疲力尽，而无法专注于业务发展。（译注：摩根士丹利何尝不是如此，还记得摩根士丹利香港办公室那些打小报告者吗？）摩根士丹利对中金的日常事务缺乏关注，否则，合资企业的运作也许会更顺畅一些。只到La Roche上任CEO才开始建立组织架构、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和培训计划等规章制度。当然，沉浸在成为进入中国的第一家外资投行的兴奋中的瓦斯渥特有许多东西期待，但如果要在中国建立合资企业而不关注这些似乎是微不足道的细节，那倒还不如把钱捐给慈善基金。（译注：组织架构、风险管理、内部控制......不必一定是合资企业，更不必一定是在中国建立合资企业，任何盈利性组织不都需要这一切吗？）

当然，这其中也有个性的冲突。瓦斯渥特是典型的强势美国公司高管，自信、坦率、直言，这种方式在美国能奏效，但在中国却不行，在中国，委婉之词和彬彬有礼的外表之下掩盖的可能是最深的敌意。王岐山和方风雷都不喜欢瓦斯渥特的所为，并适时进行了报复。

无论谈判还是经营一家公司，通过翻译只会雪上加霜。瓦斯渥特和王歧山都主要依赖中金既懂中文又懂英文的业务人员进行沟通，这些人各有各的小算盘，因此两位老板获得的信息都经过了层层过滤。别再重复这样的错误。聘请受过良好训练的、其职责只是提供清楚沟通的翻译。

瓦斯渥特2001年从摩根士丹利退休，在他看来，与中金的合资经历虽然波折颇多，但对摩根士丹利来说是很有价值的学习经验。在中国企业的海外IPO交易中，摩根士丹利占据了近一半份额，就这点看，摩根士丹利付出的所有代价都还是值得的。

"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们能够撑过来并获得成功，简直是不可思议。"瓦斯渥特说，"在建立这家合资企业时我们的估计是难度很大，而且会耗时长久，但因为巨大的长期机会，我们觉得这种投入是值得的。当时我们觉得中国的情况非常独特，以市场的规模之大，我们的投入是值得的。但之所以能够成功，最最重要的因素在于，我们双方都真正希望能够成功。中国人希望资本流入他们的国家，而摩根士丹利希望能够进入中国。"

中金的建立对王岐山来说是职业生涯道路上一个里程碑。朱镕基及其他中国领导人都将中金视为中国经济改革迈进的重大一步。如果摩根士丹利更多地将王岐山视为一个带有政治需求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个不肯让步的商业伙伴的话，摩根士丹利的做法也许会有所不同，它可能会提出迎合中国经济改革及王歧山个人仕途需要的措施及营运计划。

王岐山和朱云来都显示出了典型的中国政府对于中外合资企业的看法，中国政府常常并不对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感兴趣，它想要的只是在保留对合资企业控制权的同时获得外国技术、资本和经验。（译注：摩根士丹利就对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那么感兴趣？彼此彼此。）

外国公司通过合资企业学习如何在中国做生意、如何进入中国市场，中国人则通过合资学习做生意。假如你相信这样的动机是必然的，你才能在合资企业中和平共处。获得控股权和管理控制权，尤其是在人事和财务方面。如果你不得不接受50%对50%或小股东地位的安排，做好准备要在管理方面花费大量时间，以及让你的律师大发一笔。这里有一些"小窍门"或许有用：外资公司在合资企业中对关键零部件或技术有所保留，然后由总部充当第三方角色向合资企业提供这些关键零部件或技术——当然，是收费的，而且要收费高昂的费用。这样，就算中国业务出现亏损，总部也能从中国获得丰厚的利润。这是不错的权宜之计，但并非什么商业计划。

中国人愿意学习，而且学得非常快。他们希望被引导，但他们只追随和尊敬那些经验丰富和智慧过人、值得他们尊敬的人。合资企业的中方管理层和国外派遣高管在各方面应当势均力敌。很多时候，中方派到合资企业的是最高、最精明的人员，而外方合作伙伴挑选派遣人员却是基于是否愿意在中国生活，结果常常是派到中国是没有经验的经理人员或者被总部扫地出门的人员。

建行和摩根士丹利之间的互不信任始于最高层，并且一路向下渗透整个组织。无论谁成为CEO，双方都不会信任他，中方认为他是摩根士丹利的间谍，而摩根士丹利香港则把他视作竞争对手。在方风雷或朱云来执掌实权的情况下，CEO很容易被架空。

方风雷离开中金后在几家投行工作过，然后建立了自己的投行，并与高盛合资。在他建立自己的公司时，高盛贷给他1亿美元，据说条件是获得一个期权，在中国的政策允许时收购方风雷所持的股份。这一安排旨在让高盛在不违背中国证券法的前提下实质性地控制高盛高华。

自从瓦斯渥特觉得方风雷像是某人的司机以来，方风雷在穿着方面已大有改善。他穿知名设计师设计的服饰，在高尔夫球场上谈他的大部分生意。他对瓦斯渥特和摩根士丹利的许多高管人员评价甚高。

"摩根士丹利从来没有懂得过我，"他说，"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学习经验：他们没有想到中国人会学习得这么快。他们以为中金要花十年时间才能成长起来。"

（完）

中金在高盛的帮助下完成了中国移动上市这宗中国的巨型交易，这宗交易让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全国性行业的规模之巨有了一点概念。中国移动1997年月10月22和23日分别在纽约证交所和港交所上市，共融资超过40亿美元。

这宗交易对摩根士丹利和瓦斯渥特无异于一场灾难。纽约总部那些在摩根士丹利CEO约翰·麦克逼迫下支持建立中金的合伙人几乎要气疯了。从中金于1995年建立之后，他们所听到的来自北京的消息全都是问题。这些大腕人物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把高盛踩在脚下。而现在，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交易居然落入了高盛手中，在摩根士丹利投资中金之前，高盛还曾拒绝过建行。瓦斯渥特战无不胜的纪录突然之间就被打坏了。

坦诚的CEO

杨彬成了替罪羊。他的副手Austin Koenen于1997年底升任中金CEO。Koenen在新泽西的一个农场长大，自律而野心勃勃。他毕业于美国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学院，主修过四个专业，并曾在攻击潜艇上服役。在摩根士丹利纽约总部，他是头脑最冷静也最受尊重的高管之一。约翰·麦克相信，Koenen的性格特点使他能赢得中金的中国雇员。Koenen不懂中文，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也知之甚少，但他尽力表现出对中国及中国人的尊重。他的身上散发着领导者的气质和自信，他像父亲一样指导员工。他对他们说，他忠诚于他们和中金，而不是摩根士丹利，因为他的使命就是建立一家一流的中国投行。Koenen与摩根士丹利香港的联系保持在最低限度，但他常常与纽约总部沟通。他鼓励中国员工在开会时发表自己的看法，不要被那些外国银行家的傲慢和固执所吓倒。他叫他们继续手头的工作，需要帮助和建议时尽管去找他。从中金建立之初起，中方就一直强调摩根士丹利要把投行"技术"带给中金。在Koenen上任CEO后，中方开始意识到，摩根士丹利最大的贡献在于成为中国员工的指导。

与Koenen一起工作的中国员工一致用"坦诚"这个词来形容他，他们相信他的真诚，也相信他由衷地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他们愿意接受这个新老板的善意、真诚以及他的指导。

Koenen平息了双方的许多争执，中金也开始赢得一些交易。然而，1998年5月，就在Koenen担任CEO仅六个月时，他却因心脏病去世，享年56岁。方风雷及其他中国同事都非常伤心。多年之后，方风雷仍会到Koenen的墓前去送花，以表示敬意。"他从心里尊重我们，这不是什么管理技巧，这是他的管理风格。"方风雷说。

总理之子

Koenen去世之后，Elaine La Roche接替了CEO之职。她是摩根士丹利纽约总部的资深高管，也是Koenen与摩根士丹利纽约那些老板之间的联络人。她很快赢得了中金员工的尊敬，因为她给予员工指导，也授权给他们。借助多年来在摩根士丹利总部担任管理工作的经验，她开始着手在中金建立管理体系。在建立中金时，瓦斯渥特及其他摩根士丹利高管都只专注于获得交易，而忽视了企业文化、价值观、组织架构、风险管理系统、培训计划、内部控制、退出战略及其他一切一家企业所需要的流程和规划。Elaine La Roche要弥补这一切，推进一种业绩、价值和诚信相结合的文化。

但无论Elaine La Roche怎样努力，中金的中国员工仍然视方风雷为老板。对于Elaine La Roche那些复杂的管理体系，方风雷日渐表现出不喜欢和轻视。而同时，他也成为中金所有问题的焦点。自从他把中国移动的交易交给高盛之后，中金的摩根士丹利人员开始把所有问题都归咎在他身上。中金的情形就变成这样：方风雷是中金唯一真正能带来交易的人，但他却没有兴趣把交易交给摩根士丹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摩根士丹利的人曾把他视作一个无知的农民一样对待。而高盛则继续讨好方风雷。对高盛来说，中金是一个值得盛情款待的客户，而这种盛情主要放到方风雷身上。对摩根士丹利来说，中金是一个问题多多的子公司，而所有问题的根源也在方风雷身上。在摩根士丹利的一些高管看来，摩根士丹利就像是担负着责任和问题的妻子，而高盛则像是享受着豪华珠宝的情人。只要可能，方风雷就继续与高盛合作，包括中金的第二单大生意——中石油2000年4月价值29亿美元的IPO交易。

1998年1月，王岐山被任命为广东省副省长，负责清理整顿广东的金融系统。周小川接替王岐山出任中金董事长。周小川决定让方风雷离开。方风雷拒绝了摩根士丹利让他去哈佛读EMBA，因为条件是要他接受一个竞业禁止条款。结果，方风雷加入了中金的竞争对手中银国际香港。

在方风雷离开之前，中金人事方面已在酝酿一个重要的变化。在Koenen去世前不久，他曾告诉Elaine La Roche，中金的中方“正准备引入一个重量级人物”。几个月后，这个重量级人物出现了，他就是朱镕基之子朱云来。

朱云来在威斯康星大学大学获得气象学博士学位，在芝加哥德保罗大学获得会计硕士学位，在芝加哥安达信工作过一段时间，也曾作为培训生（trainee）在纽约的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工作过。父亲担任总理后，他被召回了国。

在中金，朱云来是投行部门资历最低的管理人员。起初他试图保持谦逊和低调。他似乎乐于拼凑那些数据极为详尽的有关国有企业财务状况的研究报告。但中金的中国银行家们很快开始利用朱云来的身份。他们总是抬出他的身份，并且拉着他一起去招徕承销生意。总理之子的身份很快使中金的办公室政治回到了远古的帝王时代。中方员工对朱云来言听计从、奉承之至，就像古代的大臣对待太子一样。

方风雷离开之后，朱云来变成了中金事实上的中方老板。Elaine La Roche试图培养他，但根本不可能。朱云来行事怪异，总是下午很晚到办公室，然后一直呆到第二天清晨。他一般不回电子邮件。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通过他的秘书与其他人沟通。中金那些想要见他的银行家和分析师都在公司呆到很晚，在座位上喝着咖啡，期望能在后半夜被他看见。但朱云来了解西方的那套管理系统，也认同他们的价值观。他很支持La Roche对于那些系统的战略规划。当然，为了保持他的隐私和特权，他需要豁免。

2000年6月，当沮丧的La Roche从中金辞职回到纽约后，中金开始由一个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当然，这个委员会听从于朱云来的决定。在中方员工看来，中金不过是从方风雷的公司变为了朱云来的公司。

尽管中金在管理方面存在严重的功能障碍，但业务方面已开始取得巨大成功。如果你是垄断者，管理水平决不是什么问题。中金是中国唯一的投行，如果有海外上市交易要做，中金一定会参与其中。中金也做国内上市交易，方风雷及他的团队在此方面特别成功。在成立的前几年，中金一直是盈亏相抵，2000年盈利1.7亿美元。中金偿还了最初的投资者1亿美元的全额投资，并发给中方银行家们百万美元的大红包。在2000年1月被迫离开的方风雷却没有拿到红包。

（待续）

在网上看到有关美剧《24小时》第七季的介绍，这一季故事里将有一位出色的女总统，让我立刻联想到美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总统竞选。

在《24小时》里，总统的戏份不算少，获得过艾美奖十项提名的第一季就是围绕恐怖组织试图谋杀黑人总统竞选者、参议员David Palmer展开的；第二季中，Palmer成功当选，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第三季中的美国总统仍然是Palmer；到第六季，David Palmer的弟弟Wayne Palmer在哥哥遇刺后成为第二位黑人总统。这部剧中有过两位白人总统，一个是第五季中的Logan，他打着国家利益的招牌将神经毒气弹卖给恐怖分子，目的是要恐怖分子将毒气弹运至中东，以证实中东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样，“我们就可以保卫我们在中东的石油了”；他还是刺杀David Palmer的幕后主谋。另一位白人总统出现在第六季中，第二位黑人总统Wayne Palmer同样遇刺，在他昏迷期间，副总统Daniels试图篡夺总统职位。

《24小时》塑造了一个极富人格魅力的黑人总统Palmer的形像——身材魁伟，超过1.9米的个头，声音浑厚，为人温和，但拥有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威严和决断，又有近乎天真的执著和信念，有担当，在危机关头力挽狂澜......以《24小时》在美国的收视率，这样完美的形像是否会让民主党侯选人奥巴马受益于Palmer所带来的利好？

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会的”，希拉里则多半会对《24小时》第七季因好莱坞编剧罢工而延迟与美国观众见面表示遗憾。如果第七季已经播出，谁敢说其中那位出色女总统的形像不会提升希拉里在美国人民心目中的印象？

问题是，美国真的会有一位女总统或者黑人总统吗？

方风雷也密切注意中金发生的一切，提出问题，也倾听流言，中金的建行员工都对方风雷十分敬畏，所有人都听从他的话，他则事无巨细一手掌控。

在中金内部，建行员工与摩根士丹利员工之间的互不信任日益严重。摩根士丹利竭力保持其多年以来所向披靡的系统和方式，建行员工则以中国式方式做生易。中金拿到的仅有的几笔交易都小得不值一提，而显然中金又担心摩根士丹利试图闯入它的领地。当中金那些在西方接受教育的投资银行家拜访潜在客户时，他们常常会不期而遇摩根士丹利香港追寻相同生意而来的同行。与此同时，其他外资投行的银行家们则盯上那些不在中金潜在客户名单上的公司。

王岐山和瓦斯渥特之间的不信任也越发明显。这让部分中金员工有些吃惊，在他们看来，这两位强势人物个性非常相似：两人都极为自信，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都对愚蠢之人/想法毫无耐心，都从不愿听到否定回答；对所招募的干才，两人都是慷慨而坚定的良师益友。问题在于，瓦斯渥特太"美国"，而王岐山又太"中国"。

他们之间的沟通问题非常典型。两人都不肯拿起电话与对方私下聊聊，以解决问题。两人接收到的有关中金的信息都经过了各怀打算的下属的过滤，信息到达两位老板那里时已经过放大和扭曲。

两位老板也陷入了文化差异的陷阱。瓦斯渥特很直率，实话实说，无论好坏；他坚守规则、职业道德和公司治理等；他习惯于所向披靡，被下属和同事尊敬。中金的一些员工私下叫他"巴顿将军"。而王岐山有着他那一代人所特有的严厉的个性，而且，他的显赫地位使他具有很强的优越感；但同时，他也与许多高层中国官员一样有一种自卑，这种自卑源于过去几十年里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世界。他也有中国政治家的一个爱好——以含意模糊的中国式隐喻避开冲突及承诺，让听者以为听到了所想要的东西。这些都使瓦斯渥特头痛不已。

"在美国商界，你大可争辩，大可拍桌子，然后仍可以是一起喝酒的伙伴，"两位老板的一位同事说道，"但因为中国式自卑情结，所有的争辩对王岐山来说都是往伤口上撒盐。"不久，两位老板便不再直接交谈，而是将董事会成员查懋声作为中间人。

CEO杨彬很快发现了自己两面受挤的处境。建行如果要这样，摩根士丹利一定要那样。杨彬对王岐山态度恭敬，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双方的关系。但杨彬对摩根士丹利纽约总部那些高级合伙人毫无影响能力，摩根士丹利香港的银行家们也利用这一点不断中伤中金。

错失良机

在开张仅仅数个月后，中金就陷入挣扎之中。方风雷赴美国和欧洲学习投行经验，在英国时听说了英国电信和大东电报公司的并购案，大东电报是香港电讯的大股东。离97香港回归越来越近，方风雷知道，对于英国公司控制香港电信系统，中国政府会寻求一个应对战略。

当时，中国已展开了全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速度最快的电信系统建设。90年代中国的电信系统从许多贫困非洲国家的水平一跃至令美国和欧洲都羡慕的最先进水平。1990至1995年，中国政府在电信网络上投资了约300亿美元，大部分融资来自于外资企业及其政府。但这一融资游戏已接近尾声，邮电部需要新的资本来源。

回到北京后，方风雷起草了一个购买香港电讯股权的建议书。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多半会遭到那些保守官员的反对。但王岐山对此很有兴趣，他把这份建议书提交给了邮电部部长吴基传。吴基传在看过建议书后打电话给方风雷说，"我最想要的正是这家公司。"他指的当然是香港电讯。

在此期间，摩根士丹利正在为美国做一宗类似的电信并购交易，方风雷相信，此时引入摩根士丹利将会大有益处。但摩根士丹利纽约总部的银行家们拒绝了方风雷，他们以典型的纽约投行家式的傲慢对方风雷说，中国不会有任何交易规模大到足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他们对他的态度傲慢，"一位了解情况的前摩根士丹利高管人员说，"摩根士丹利文化就是这样：如果你不是我们的一员，你就什么也不是。"

但方风雷并非别无选择。在方风雷与中金的摩根士丹利人员关系进一步恶化之际，却得到高盛亚洲的董事长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的礼遇。高盛也许未必想要成为中金的伙伴，但它非常希望与中金做生意。桑顿听说方风雷的让中国的电信资产到海外上市的计划后，立刻召令ECM（Equity Capital Market）负责人麦克·埃文斯（Mike Evans）到中国游说方风雷与高盛合作。1997年1月，方风雷与桑顿、高盛的数位银行家以及邮电部官员在海南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制定出了创建中国电信（香港）公司的计划，中国电信（香港）将持有中国电信最大的两个移动电话业务（广东和浙江），这两部分业务的手机用户占到当时中国所有手机用户的30%左右；购买香港电讯股份以及将其他省份的电信网络注入也在中国电信（香港）的日程表上。

这样大胆的计划必须获得政府的批准，包括计划本身以及谁将是合作伙伴。随着交易计划逐步细化，王岐山通过方风雷对一切了如指掌。当江和朱镕基询问在这个交易中哪家外资投行将是中金最好的合作伙伴时，王岐山推荐了高盛。他的推荐反映出中金合作双方关系日益恶化，但中国的领导人早已对摩根士丹利的真正意图抱有很大疑问。为了让更多中国企业到香港上市，中国政府一直在推动香港市场，为香港回归作好准备。而摩根士丹利的股票市场预言家巴顿·比格斯（Barton Biggs）却在全球媒体宣扬：亚洲股市是即将破裂的巨大泡沫。朱镕基认为，比格斯的说法显然是摩根士丹利在操纵市场，先做空，然后借助比格斯的言论来引发市场大跌。中国电信（香港）的交易无论如何不会交给摩根士丹利。

（待续）

在刚播完第一季的美剧Moonlight（《血色月光》）里，数码时代的吸血鬼与我们以前听过看过的吸血鬼故事全然不同。

在故事发生的美国洛杉矶，有几百个吸血鬼与人类共存，他们从事着各种职业：私家侦探、教授、基金经理、IT高手......甚至神父。他们早已摈弃棺材和墓地，而把冰柜作为睡觉的床；他们并不害怕大蒜、十字架、圣水之类的东东，教堂也不是他们的地狱（看看那个吸血鬼神父）；他们不喜欢阳光，但也绝不会在阳光下灰飞烟灭；他们对疼痛没什么感觉，伤口会迅速自己愈合，尖利的木棍杀不死他们，只能使他们麻痹，只有火以及身首异处会使他们致命；好吸血鬼不吸活人的血，他们从dealer那里获得血液，当然也有别的途径，比如男主角Mick要吸血鬼IT高手寻找破案线索，IT高手会说：我接受现金或者血，又如几个吸血鬼玩牌，拿了一副好牌的那个Show hand，扔出赌注道：三瓶AB型血！但某些财迷吸血鬼会杀戮同类，以吸血鬼的血液做成毒品卖给人类，据说可以让人High到极点；他们也享受"生"活，在五星级酒店的大浴缸里泡冰块澡（他们可不喜欢热水），在他们的私人会所姿态潇洒优雅地举杯，享受一杯新鲜血液......

在吸血鬼的世界里，男主角Mick肯定被视为菜鸟——小于100岁、身为吸血鬼却自觉遵守人类的游戏规则、极其痛恨自己的身份且极其渴望做回人，而他的好朋友、400多岁的Josef应该是比较资深的吸血鬼（鉴于中国古代的蛇精狐妖之类动辄千年道行，400岁绝对不在骨灰级之列），他有自己的规则，会利用作为鬼的优势参与人类游戏并从中牟利，例如在中国股市最火爆的时候炒A股，又比如他的职业——对冲基金经理（现在知道为何对冲基金总是能够呼风唤雨了吧）。

Mick年轻时疯狂地迷恋一个性感妖娆的女子Coraline，新婚之夜，Mick却被Coraline变成了吸血鬼，"这是我给你的最好的礼物。"Coraline说。她以为，这样便可以永远和Mick在一起，因为吸血鬼可以"永生"。Mick恨Coraline把自己变成怪物，也恨自己不能再为人。他无数次离开Coraline，又无数次回到Coraline身边。后来，Coraline抢来一个3岁的小女孩，打算把小女孩也变成吸血鬼，组成一个"完整的家庭"，以留住Mick。为了救小女孩，Mick用火烧死了让他爱恨交织的Coraline。

干着私家侦探的Mick一直暗中呵护小女孩Beth长大。Beth与Coraline截然相反，阳光、单纯、充满活力。虽然Coraline始终是纠缠在Mick心中的痛（他的好朋友Josef曾用两个小和尚过河的故事劝他"放下"，资深吸血鬼就是不一样哦，连这故事也知道），Mick不知不觉中也喜欢上了Beth，但他深人鬼殊途，只是远远守护着Beth，直到一次破案时再次救了Beth。Beth是一家直播新闻网站的记者，专门跟踪报道犯罪事件。此后，Beth和Mick常常一起追踪侦破案件。不久，Beth发现了Mick是吸血鬼这个事实，但她一点都不害怕，反而爱上了Mick。“问题小孩”Beth好奇地询问有关吸血鬼的问题，其中包括吸血鬼与人做爱会怎样。Mick回答，吸血鬼不需要性，就像不需要食物。（食色性也，吸血鬼两样都不需要，即便"永生"又有何趣？或许在人类眼里，那些几百岁的吸血鬼才是菜鸟。）

与Coraline一模一样的女子Morgan出现在Mick和Beth的生活里，Mick起初怀疑是Coraline回来报复，但后来发现Morgan是人类而不是吸血鬼。正当Mick疑心散去时，Beth找到了Morgan就是Coraline的证据。

这意味着存在某种“解药”，可以把吸血鬼变回人。Mick紧追这个线索，竟扯出比《货币战争》所描绘的更离奇更富想像的“历史”：路易十六及其皇室家族的许多成员都是吸血鬼，人类发现吸血鬼的存在后进行了一场大屠杀，这就是法国大革命。大革命时期使用的火刑和斩首正是针对吸血鬼的。

路易十六家族的吸血鬼制成了一种混合物，能让吸血鬼暂时具有人的某些特点。当时人类以火烧手指来分辨吸血鬼，吸血鬼的手指遇火会化为灰烬，但涂用了这种混合物的吸血鬼却可以蒙混过关。Coraline正是路易十六的妹妹，她偷了一些混合物，试图以此找到永久性的解药。她回来找Mick并不是为了复仇，而是想以解药补偿当年把Mick变成吸血鬼的大错。

Coraline的一个吸血鬼哥哥追寻解药而来，Coraline被迫交还解药并跟哥哥回去，以换取哥哥放过Mick。Mick暂时变回了人，第一件事就是大吃一顿汉堡包（只有美国吸血鬼才会干的事）。这么多年来第一次，他可以在床上睡觉，但却没有床，只得在沙发上将就。第二天，Beth发现Mick脸上有因与Coraline的哥哥打斗留下的伤痕，惊喜地问：你变回人了？有什么感觉？

感觉到疼痛、阳光和生命，真好。Mick回答。

天涯有个帖子，有全国各地网友上传的所堆雪人，一一浏览之后，我们决定堆个高端的：

南雪北调

开工啦

雪雕师

七手八脚

有点样子了

尾部细节

像不像

欣赏一下

规则与现实

中金建立的时间比瓦斯渥特所料想的要长得多。不过，在中金终于获得中国政府批准、于1995年6月25日开张大吉时，瓦斯渥特仍然相信，中国是下一个大热门，摩根士丹利在这一点上胜过了所有竞争对手。中国的国有企业资金缺乏，已有300多家国有企业在深交所和上交所上市；在90年代初推出让国有企业在香港上市的试验性举措之后，政府正加快让企业到境外融资的准备工作。摩根士丹利在香港的竞争对手们纷纷以百万高薪聘请政府官员的子女，期望他们能为公司带来承销业务。但他们没有瓦斯渥特所拥有的——与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之一的伙伴关系。

在中金开始招兵买马时，瓦斯渥特开始感觉到，这份费尽周折才得以签署的合资协议可能不会严格地得到执行。瓦斯渥特希望找到最优秀的人才——受过西方教育、最好毕业于哈佛或者沃顿之类名校、英语流利且熟悉现代金融业的中国年轻人，再加上摩根士丹利经验丰富的银行家。但摩根士丹利纽约那些年薪数百万美元的银行家们并不愿意到一个发展中国家来工作，加入中金的摩根士丹利人员只有8名，瓦斯渥特任命的CEO林重庚从世银挖来了一队人马。

正当瓦斯渥特考虑着如何解决人员问题，他发现中金的办公室里开始有一些新面孔出现。没有人向他介绍过这些人，他也没看过这些人的履历，事实上，他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以及他们在中金做什么。他们就这些出现，并且开始工作。王岐山从建行带来的HR总监Tang Shisheng招聘了这些人，但却没有征询瓦斯渥特的意见。

林重庚向瓦斯渥特引见了方风雷，他是林重庚招募来的本土顶级deal maker。瓦斯渥特见到头发稀疏的方风雷时，他觉得这个人看上去更像是某人的司机而非银行高管。这个人怎么可能给中金带来数亿美元的交易？他甚至都不会说英语，瓦斯渥特心想。

瓦斯渥特真正被中方对于合资协议中人事条款的傲慢态度所激怒，是因为HR总监Tang Shisheng开始拒绝瓦斯渥特任命的人选，瓦斯渥特提名的那些既懂金融又能说流利中文的候选人都会被Tang Shisheng否决。瓦斯渥特看出，建行不希望摩根士丹利方的人员懂得中文。他觉得，中方人员不愿意他们之间的交谈被摩根士丹利方听到并向总部汇报。

但瓦斯渥特与王岐山进行面对面交流时听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解释：对于王岐山以及来自建行的人员而言，建立中国的第一家投行对中国融入世界经济至关重要，他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他们需要最优秀的人员，包括中国人和美国人。但瓦斯渥特未能说服摩根士丹利最优秀的人员加入中金，他打算聘用的那些人员都是海归，他们对中国做交易的方式不了解。王岐山认为，瓦斯渥特引入中金的都是二流甚至三流的人员。

偶尔会有一些对薪酬政策的牢骚和抱怨传到瓦斯渥特耳朵里，他怀疑，在幕后主使的是Tang Shisheng。中金的薪酬有三个等级，最高的是来自摩根士丹利的人员，他们拿着极高的薪水，还配有汽车、司机和豪华住宅；处于第二级的是瓦斯渥特和林重庚招募的海归，他们的薪水在8万至15万美元之间；最低等级的是来自建行的人员，大多数人的年薪不到1万美元。瓦斯渥特以为，有关薪酬的信息会严格保密，Tang Shisheng了解所有这些信息，而且似乎中金的很多人都有所了解。

第一个牺牲的是林重庚。他懂金融，但对投行业务没有经验，也不懂管理。林重庚自己和瓦斯渥特都知道，管理一家投行对林重庚来说难度颇大。令瓦斯渥特不愉快的另一点是，林重庚已不像最初那样维护摩根士丹利的利益了。中金建立仅三个月后，林重庚就辞去CEO之职，回世银去了。

瓦斯渥特把林重庚的副手杨彬推上了CEO的职位。杨彬80年代初曾在摩根士丹利与瓦斯渥特一起工作过，后来在美国清债信托公司（Resolution Trust Corporation）和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任职。瓦斯渥特招募他是希望，他作为调停人的工作经验能有助与中国政府打交道，并调和合资双方的误解。

风与雷

尽管任命了新CEO，瓦斯渥特开始逐渐认识到，他高估了CEO在中金的作用。例如，作为HR总监，Tang Shisheng似乎拥有非常大的权力。在美国，CEO几乎就是独裁者，HR总监比CEO要低好几个层级。但在这里，似乎每个人的工作都是Tang Shisheng赐予的，只要是他批准的事，一定会被执行。

还有方风雷，那个王岐山坚持要聘用的外表粗鲁的独断专行者。杨彬是CEO，但中金的每个人似乎都明白，方风雷才是事实上的老板。方风雷在农村长大，参过军，1978年恢复高考那年考上大学，就读过中文和世界经济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外贸部，1982年被派到河南省担任体制改革顾问。他在河南省外贸系统一路平步青云，于1988年做成了第一笔大交易——河南省四家大型企业的合并，在此过程中，他是第二把手。

王岐山是在所领导的一个农村改革政策研究机构去河南进行调研时认识方风雷的。后来，方风雷加入建行，负责建行下属公司之间的协调工作。方风雷的岳父是中国知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方风雷因此结交了许多参与中国经济政策制定的人士。王岐山曾送方风雷去美国了解现代金融体系，在美国期间，刘国光向方风雷引见了林重庚。两人相谈甚欢，常常一起讨论金融和经济。在一次参观华盛顿动物园时，两人站在熊猫馆前谈起在中国建立投行的前景。方风雷回国后便向王岐山建议建立一家合资投行，专注于中国国有企业的重组。他还鼓动其颇有影响力的岳父写信给朱镕基及其他领导人，建议学习美国投行的模式，以推进中国金融业的进一步改革。

在中金，方风雷是名符其实的“风与雷”。他白天的工作在办公室，夜里的工作是赶场子去宴会和卡拉OK。他是王岐山的耳目。正如王岐山所预言的，方风雷的冒险和创新精神使他成为中金主要交易的来源。中金那些年轻的海归起初对他毫不在意，将他视作乡巴佬，认为他对金融交易和资本市场一无所知。但很快，他们就发现，他是中国式金融交易的专家，而他们自己对中国式交易才是一无所知。这些年轻海归在西方接受的教育是要以直截了当的方式做生意。但当他们跟着方风雷在深夜里与潜在客户吃饭或者喝酒，他们发现，方风雷与客户津津乐道的是文革往事。方风雷知道如何令客户开怀畅谈，告诉他他们的喜和忧。客户们非常认同方风雷，也非常信任他。

（待续）

元旦时和几位做金融的朋友小聚，他们聊起《货币战争》这本书。一位朋友比较相信书中所描绘的少数国际银行家通过控制各国货币发行权操纵世界的说法以及“剪羊毛”论，另一位在银行做事的朋友将此书推荐给他上司，他的上司因此成为坚定的金本位者，逢人就宣传人均黄金占有量之类，并号称如果你拥有的黄金达到人均占有量的五倍以上，此生便可高枕无忧。

《货币战争》2007年6月出版，到11月时已是第13次印刷，且此前已在和讯网的博客连载。此书被广泛阅读之后引发沸沸扬扬的读者争论，前面说到的两位朋友的看法基本上代表了赞许者的意见，而批评者对所谓的阴谋论嗤之以鼻，认为作者是在耸人听闻。争论焦点：书中所描述的少数国际银行家操控世界经济的推论是否真实。另一位朋友曾对《货币战争》作过绝妙评论：“在某种意义上，这本书有点类似《鹿鼎记》。《鹿鼎记》所写的许多历史事件确有其事，只不过未必是韦小宝所为而已。”依我所见，以我等芸芸众生，想要找到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金融背后的事实真相恐怕难度有点大，不过，如果我们在读过这本书之后能够对一些未曾意识到的事情警觉起来，也就不枉费作者一番苦心了。

书中一个对我等普通百姓来说有实用价值的理论：黄金是防御通货膨胀的最好武器。如果有经济学家说，通货膨胀对经济有所帮助，理论上是这样。但对普通百姓来说没什么好处，因为我们无法参与财富的重新分配，比如，现在的房子我们根本买不起，而通货膨胀所带来的货币贬值却是切身体会——除了工资不涨，什么都涨。事实上，通货膨胀会加剧贫富分化。这本书的作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黄金是保值的最好选择。假如你去年初买了一公斤黄金，现在看来还是很不错的投资呢。

书中写了国际银行家的两大赚钱手段：战争和经济衰退。战争需要花钱，而欧美政府没有货币发行权，只能向银行家借钱，而且，交战中的政府往往不计条件地向银行家融资，因此，银行家有足够的动力挑动战争、策划战争，视战争为最爱。他们的另一棵摇钱树是制造经济衰退。首先是扩大信贷，把泡沫吹起来，等人民的财富大量投入投机狂潮后，然后猛抽银根，制造经济衰退与资产暴跌。当优质资产价格暴跌到正常价格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时，他们再出手以超级低廉的价格收购，这就叫“剪羊毛”。最近一次“剪羊毛”发生在1997年的亚洲“小龙”和“小虎”们身上，如今，中国这只大肥羊能否避免被“剪羊毛”？她与当年的日本何其相似：

当年的日本曾是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和第一大债权国。1985 年9 月，美英日德法5 国财长签署“广场协议”，日本银行在美国财长贝克的高压之下，被迫同意升值。之后的几个月之内，日元对美元汇率由250 日元兑1 美元升值到149 日元兑1 美元。1987 年10 月，纽约股市崩盘，美国财长贝克又向日本施加压力，要求日本银行继续下调利率，以使美国股市看起来比日本股市更有吸引力，来吸引东京市场的资金流向美国。贝克威胁说如果民主党上台将在美日贸易赤字问题上严厉对付日本，然后又拿出胡罗卜，保证共和党继续执政，老布什定会大大地促进美日亲善。日本低头了，日元利率很快跌到仅2.5%，日本银行系统开始出现流动性泛滥，大量资本涌向股市和房地产，东京股市的年增率高达40%，房地产增长率甚至超过90%，一个巨大的金融泡沫开始成型。

日元的快速升值使日本出口商受损严重，为了弥补出口下降的损失，企业纷纷从银行低息借贷炒股票，日本银行的隔夜拆借市场迅速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心。到1988 年，全球规模最大的10家银行全都被日本包揽。此时，东京股票市场已在3 年之内涨了300%，房地产更达到令人瞠目的程度，东京一个地区以美元计价的房地产价格就超过了全美的房地产总值。80年代日本经济的腾飞使日本人多少产生了一股目空四海的优越感，当日本股票价格高到西方评论家都无法理解的程度时，日本人仍然有大量理由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鉴于日本金融实力的强大，如果在传统的金融战场上并无必胜的把握，要对日本金融系统进行致命的一击，就必须动用“金融核弹”——股票指数期货。当摩根斯坦利和所罗门兄弟等一批投资银行进入日本时，他们的公文包里塞满了现金和“股指认沽期权”这种日本人闻所未闻的金融新产品。在日本人看来，这些美国人必定是脑子里进了水，用大量现金去买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日本股市暴跌的可能。在东京股票市场上，保险公司是非常重要的投资者，他们爽快地决定与美国人赌一把日经指数的走向：如果指数下跌，美国人赚钱，日本人赔钱，如果指数上升，情况则相反。

1989 年12 月29 日，日本股市达到历史巅峰，日经指数冲到了38915 点，大批股指认沽期权开始发威，日经指数顿挫。1990 年1 月12 日，美国市场突然出现“日经指数认沽权证”这一新的金融产品，高盛把从日本保险公司那里买的股指期权转卖给丹麦王国，丹麦又将其出售，承诺在日经指数走低时支付收益给权证持有者。丹麦王国的信誉对权证销售起了很大促进作用，权证立刻在美国热卖，许多美国投资银行纷纷效仿。在“日经指数认沽权证”上市不到一个月时间，日本股市就出现了崩溃。股票市场的崩溃率先波及到日本的银行业和保险业，最终是制造业。从此，日本陷入长达十几年的的衰退。

书中有一则有关中国未来的寓言：

居民马哈蒂尔找到小区片警格林斯潘报案，说家里东西被偷了，小偷可能是惯犯索罗斯。片警格林斯潘嘿嘿一笑说：“也不能全怪小偷嘛，应该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谁让你们家的锁好撬呢？”

居民马哈蒂尔不满地说：“那小偷怎么不去偷中国和印度呢？”片警格林斯潘叹了一口气，说：“中国和印度的院墙太高了，索罗斯爬进爬出的不方便，要是再摔下来出了人命，不还是我的事吗？”

小偷索罗斯在旁边听了之后，冷笑一声：“在他们的院墙上掏几个洞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片警格林斯潘赶紧看看四周，小声说：“已经派保尔森去中国了，听说2006 年底就可以挖开几个大窟窿。”

小偷索罗斯听了大喜，拿出手机就开始给同伴们发短信，“人傻，钱多，速去中国。”

瓦斯渥特失望之至。如果合资投行的交易达成，摩根士丹利就能通过为中国的水坝、机场和高速公路等项目融资而赚取巨额佣金，就能在中国刚刚建立的股票市场的发展中占据有利位置，成为中国公司在全球市场发行股票的承销商。建设银行有24,000家分行，可以提供源源不断的客户来源。

瓦斯渥特一边继续寻找可能的合作伙伴，一边负责着摩根士丹利的亚洲业务。在与一位香港朋友的午餐闲谈中，他听说了林重庚的合资投行计划。通过华盛顿总部的帮助，瓦斯渥特得到机会与林重庚共进午餐。在四十五分钟顾左右而言他之后，瓦斯渥特拿出了他写给王岐山的信，内容与林重庚向朱镕基建议的非常接近。林重庚没有告诉瓦斯渥特，他向朱镕基建议的外资投行是高盛，但高盛香港分公司对与中国国有银行合资顾虑重重。现在摩根士丹利找上门来，这一次或许能够成功。

1994年初，外汇交易系统整顿尘埃落定，王岐山回到建设银行担任行长。他肩负了一项重要使命：建立一家合资投行。这一举措不仅是中国金融改革迈出的一大步，对于支撑四大国有银行亦有重要意义，而且，合资投行将能帮助国有企业获得海外资本，这对于维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非常重要。

游戏规则

瓦斯渥特总是能得到他所想要的。这一次，他想要摩根士丹利持有合资投行50%的股权。按他的说法，这一点是不容讨价还价的。但林重庚对问题看得更清楚：合资投行对中国人来说实在太重要了，不太可能只引入一家外国投资者，这一点瓦斯渥特恐怕不得不接受。但中方很给瓦斯渥特面子，同意中外资双方各持股50%。林重庚动用了许多关系，组合成了外方投资者，其中包括他的老朋友查懋声。最终，建设银行持有合资投行42.5%股份，摩根士丹利持有35%，剩余股份由其他投资者持有，初期资本为1亿美元。

在1994年4月于新加坡圣淘沙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中金公司的各方股东都竭力表现出诚意和善意。关键问题是如何架构和运营这家合资投行。王岐山表示，中方希望先与各方合作伙伴发展相互信任，然后再制定经营细节。林重庚则指出，在西方，谈生意先谈原则和细节，在此过程中，人际信任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瓦斯渥特说话了：“我百分之百地同意我的好朋友王岐山。如果不能先成为朋友，就无法做生意。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你必须先尊重别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谁来掌管合资投行。建行是中金最大的股东，作为建行的行长，王岐山按理应担当掌门人之职，并由他任命CEO。但林重庚一再强调，中国若要想获得最大收益，应由摩根士丹利掌管合资投行。当王岐山作出让步，同意由摩根士丹利任命CEO时，瓦斯渥特大为吃惊。作为回报，瓦斯渥特也同意王岐山的提议：其余关键人员的聘用须经由双方共同面试和挑选。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中金与摩根士丹利其他亚洲业务部门的关系。瓦斯渥特的计划是将摩根士丹利香港的中国投行业务并入中金，他同时希望摩根士丹利能从中金的业务中分一杯羹。但王岐山显得勉为其难，他设想的中金应该是独立实体，应该能与任何公司结成业务伙伴，而不应是摩根士丹利的“拖油瓶”。他表示，外资投行竞相与中金结成业务伙伴对中金有好处。瓦斯渥特心平气和地说，他还是希望摩根士丹利能分享中金的业务。

还有薪酬问题。王岐山作为建行行长的年薪不过2万美金，而在那些加入中金的摩根士丹利管理人员中，即使是职位最低的，年薪也至少有王岐山的十倍，高管人员年薪超过100万美元。对此，王岐山并不太在意。身为高层政府官员，除了工资他还有其他一些津贴，而且，他素来了解美国金融家的收入状况。

在与王岐山协商的同时，瓦斯渥特还不得不与摩根士丹利纽约那些实权合伙人讨价还价，哪怕是有关中金的最基本的运作架构。美国国内的情况正发生着重大变化：通胀率下降，企业利润增长；资金涌入股市，科技股迅速成为华尔街宠儿；纽约、波士顿、旧金山的房地产价格飞速上涨；大牛市刚刚拉开序幕。摩根士丹利的关注焦点在美国，瓦斯渥特要说服那些高级合伙人中国才是下一个大热门异常困难。没有人对中国多加思索，除了摩根士丹利的CEO约翰·麦克（John Mack）。麦克一直很欣赏瓦斯渥特的才干。他认同瓦斯渥特的看法：中国将成为摩根士丹利的大金矿。两人一同游说摩根士丹利的高管层给予合资投行支持。

瓦斯渥特的理由很简单：如果合资投行失败，摩根士丹利损失的只是它为35%股权所投入的3500万美元，但如果成功，将带来巨额佣金收入，而且，一旦中国全面开放，摩根士丹利既可从伙伴那里买下合资投行的股权，也可向他们出售股权兑现。与可能的收益相比，风险简直微不足道。

瓦斯渥特所面临的难题部分来自香港同事的阴谋。与许多国际投行一样，摩根士丹利在主要资本市场设有瓦斯渥特这样的地区经理，而当地从事股票和债券交易、放贷、承销股票和债券等的人员直接向全球总部负责各自业务的经理汇报。地区经理的职责是建立客户及政府关系、帮助寻找大买卖、保持地区业务平稳运作，以及向总部汇报所在地区的情况。

在中国尚未开放时，许多外国机构将香港视作理想的观察哨，以监控仅有的一点与中国的生意。外国政府和公司所聘用的香港管理人员不费吹灰之力就让老外们领悟到了这一点。他们从一开始就自诩为“中国专家”，并因此获得高薪。但正如许多外国政府和公司后来所发现的，在中国开放的前二十年里，香港人对中国大陆毫无头绪，在文化方面也难以融合。香港经理们在广东地区还算表现不错，因为粤港两地语言相同，文化也相近。尽管自诩为“中国专家”，香港人对大陆没有什么感觉，因为他们是在英国殖民系统下长大。

就在瓦斯渥特与王岐山协商的时候，摩根士丹利香港办公室的人员开始越来越担心自己舒适高薪的工作。他们掀起了一场中伤瓦斯渥特及中金的诽谤运动，他们在纽约的老板们频繁听到这样的说法：合资投行交易风险如何之高，中金又将如何损害摩根士丹利在中国的业务；我们为什么要冒险与中国的银行合资？中国的银行是多么腐败、多么没有职业道德。但诽谤运动未能阻止合资投行的建立。最终，在CEO麦克的努力推动下，摩根士丹利的高级合伙人给予了瓦斯渥特首肯。不过，摩根士丹利香港办公室不包括在中金内。

（待续）

P.S. 前一阵有媒体报道称，摩根士丹利正欲出售所持中金股份。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如果不是因为中国大陆证券牌照稀缺，摩根士丹利也许已经放弃中金。报道还称，摩根士丹利人士透露说，如果能寻到新的伙伴，摩根士丹利希望获得更多实际控制权。